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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12-18 01:24:52

  摘要:从中国式旧城改造的分析中可以看出,行政在旧城改造中过度参与并不是好事,应该适当限制,旧城改造应当给予居民和业主更大的自主决定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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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聂日明 上海金融与法律研究院研究员

  过去几十年,中国经济增长快、城市发展迅速,城市从低密度、低品质、慢生活转向高密度、高品质、快生活转型的过程中,老城就显得太旧太破了,不可避免的要转型。

  旧城的问题一般是指设施与配套落后,跟不上现代社会对工作和居住的要求。但旧城的改造也不是那么容易的,一般来说,旧城最初都是城市的核心区域,地价高,而且居民居住时间长,单靠居民自己协调,很难就改造项目达成一致。而工厂、企业大楼而受制于土地用途和历史建筑等多项管制,难以按自己意图改造建筑。最终旧城沦为低收入群体的聚集地,陷入低水平公共服务、高犯罪率的深渊。从长周期来看,旧城的沦落抑制了地价,等到其它区域的地价高不可攀的时候,资本又有动力参与旧城的改造。

  但中国旧城改造的历史与众不同。

  首先是中国政府相对居民和企业比较强势,在现有土地征收、拆迁制度下,政府可以在较大范围内对旧城进行统一改造,考虑到旧城地段颇佳等因素,一般新建的都是城市综合体等地标建筑、政绩工程,这就是过去三十年城市大拆大建的制度背景。政府在旧城改造中的核心、强力的角色和所涉利益巨大,也造成了原住民和业主对旧城改造的冲突,是城市拆迁冲突的主要因素。

  其次,既然是大拆,旧城改造就难以顾及城市文化传承,就地升级改造、修旧如旧、保留原汁原味历史建筑的作法一般很少采用,这种现象在北京的旧城改造中体现的最明显,城门、胡同等大批历史建筑被拆。某些城市的名人故居,后人尚且住在老宅里,为了改造,后人甚至被强制迁离。

  上海新天地、浙江乌镇、成都宽窄巷子是少数成功的案例,很多城市的改造在向它们学习的过程中,因为成本高昂或观念跟不上,一般会拆除旧建,再原地重建,更像是批量制作的工业品,继续千城一面,缺乏历史厚重感和当地文化沉淀的个性。

  再次,统一规划、改造的后果就是多样性的丧失,过去城区的一大片是工厂,今天拆造改建成为一大片城市综合体,城区的发展很容易受到行业周期的影响,北京的中关村就正在经历艰难的转型,动漫、电商等园区规划在未来会面临同样的问题。

  那旧城当如何改?纽约曼哈顿岛的苏荷区(SoHo)旧城改造是一个不错的案例。苏荷区是19世纪中期,纽约工业化时代兴起的工业区,近百年的二战后,苏荷区制造业衰退,厂房闲置,成为准贫民窟,同时建筑标准落后,易发生火灾,纽约市曾有动议将苏荷区改造为城市快速路。

  当时,苏荷区因租金低,已经涌入了很多青年艺术家,将厂房改造为“统楼房”(Loft),成为生活空间和艺术工作室。政府对苏荷区改造的动议被同情这些艺术家的市民和民间团体所反对,最终在社区居民的直接参与下,纽约市政府出台了“以旧整旧”改造的政策,鼓励民间自行筹资合作改造建筑,放宽对改造工程的各类限制(土地、区域),保留了苏荷区原有的文化氛围和建筑风格,又进行了现代化改造、满足大众消费的需求。苏荷区的Loft的经验也成为中国各大城市旧厂房改造的主要学习对象。

  旧城改造当然离不开政府的作用,政府的协调和干预有助于疏解产权分散造成的决策困境,同时也便于市政做道路水电等相关配套。但从中国式旧城改造的分析中可以看出,行政在旧城改造中过度参与并不是好事,应该适当限制。

  旧城改造应当给予居民和业主更大的自主决定权,例如土地用途管制等,应当由他们来决定自己拥有的建筑的未来,这样才可以避免千城一面,防止一拥而上都去学Loft,苏荷区的Loft适合纽约,但未必适合中国所有的城市,过多的保留旧工业片区、融合新产业未必能迎得市场的认可,最终浪费了改造资金。

  最后,居民和建筑都是城市文化传统的载体,老建筑修缮的再好,也无过是有形的遗迹,无法让人与之互动,因此旧城改造中应当鼓励、引导原住民,让他们主导建筑改造,这才会有原汁原味的城市文化,而不应该强制让他们迁离。

  (本文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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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三国类竞技对战游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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